电脑启动项怎么关闭（电脑启动项）

参见李湧清，徐昀：《警察行政与刑事司法的经济分析》，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42页。

他将合适性、必要性和合比例性原则归入过度禁令这一上位概念（Vgl. Lerche,Ubermaββ und Verfassungsrecht, 1961 , S. 19 ff.）。此种看法主要以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为基础，并主张通过《民法典》第138条为媒介转化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

如果休假与业务上的紧急事务冲突，人们当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裁判。这二位的争执是第三人效力讨论的典型症状：双方均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基本法》第11条针对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制度含有什么样的保护命令？），双方均与联邦最高法院一样，均只将合同的无效当作惟一法律后果，由此私法上的解决手段就被草率地狭隘化了。这实际上就是某些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的观点。因此，任意性法律不是自主决定，而是他治决定的，即便它与一个自治规制有关联以及它表现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合理约定的内容的类型化。人们不妨设想，劳资协议上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要无限制地受到由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基本法》第12条发展出来的阶梯理论的审查将会导致何种后果。

其错误在于，在合比例性审查中仅仅考虑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待执行的请求权的数额之间的关系。更为严格的、超出《民法典》第138条范围的控制能从此种思想获得正当化的根据。第五，全球超过一半国家的宪法存在这四类中一类或一类以上的规定，亚洲所占比例更达70%以上。

{2}[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相对而言，这种针对非规范性问题的批评，可谓直指要害——事实上，经济制度规定乃至整个总纲部分的规范性不足，很大程度上已成公论，唯对其利弊的认识未尽相同[48]——然而，若将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理解为经济制度规定基本都是政策性和政治性的条款，则有失允当。相关论者也指出，政策性条款的特点是以较为抽象、开放的语言写成（内容空泛），目标比较宏大并且期待未来实现（不具有即时效力），主要是为国家设定积极推进的职责（国民受益功能）。[22]张千帆：《宪法人权保障还需要保障什么？——论刑事正当程序人宪的必要性》，《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24页。

三、重新审视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 对于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常见批评，还包括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存在欠缺规范性的问题。那种认为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均属确认性修宪的观点，[15]在结果层面虽系洞见，然若将目光投向修宪过程，仍不可不察：需要适时地修改经济制度规定，正说明它们在实践中确有一定效用，宪法的规范力有所发挥（纵然实际上是对改革造成了阻碍），并被期待经由修宪而重新合乎实际，从而持续得到发挥。

黄国桥：《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6期，第6-7页。[63]当然，笔者并未排除少量删减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可能性，更未排斥对其适当地增修。例如，许多国家宪法都有财政方面的规定，我国未来修宪时可以考虑增加。[33]然后加以考察，确实发现拥有成文宪法的法治发达国家（不含英国）多数都不存在经济体制等四类经济制度规定，并且私有财产保护条款大多设置于有关基本权利的章节，但尚有韩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这四国的《宪法》存在较多经济制度规定。

事实上，那些存在经济制度规定的外国宪法，不少都专门设有基本（指导）原则（条款）、宪法（社会）基础或经济（制度、组织）之类的章节，以集中并不乏详尽地对经济制度作出规定。叶林涅克正和他的其他法学同道一样，不愿意暴露宪法的真正本质，不愿意分析宪法所确立和表明的阶级社会关系。[44]参见卫兴华、张宇：《关于坚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对话——兼析效率与公平关系上的不同观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第3页。[46] 无论早前还是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之时，邓小平都一直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阶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64页、第1678页。[1]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通常指现行宪法第6条至第18条这13个条款。

[39]就此而言，如果说在比较法意义上认为外国宪法很少规定经济制度是一种武断以至褊狭认识，那么，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罕见经济制度规定作为批评中国宪法的理由，或者一见到叶林涅克（Georg Jellinek，现通译为耶利内克）的相关主张（宪法只需要规定最高国家机关及其履职程序、相互关系和职权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权的原则地位）便奉为圭臬，就更为褊狭了。第四，合计起来，各国宪法14%规定了外资经济制度，30%左右规定了经济体制、公有财产及所有制，超过45%对土地、自然资源制度作出规定（在大洋洲亦有36%）。

进入专题： 经济制度规定 。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8]所谓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变动的历史记录[9]并不令人遗憾，不宜断然视为覆辙。[23]而其他国家的宪法，即使对经济制度有所涉及，也往往比较原则，比如德国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充其量不过是设置了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外部框架。[47]所以，不管怎样改革都坚决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美洲大洋洲卷，第483页。[25]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我国宪法的一些经济制度规定提出了批评，参见童之伟：《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法学》2003年第1期，第7-8页。

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页。[33]法治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为法治指数中政府权力限制和基本权利保障两项指标均在0.69以上并且民主指数中总体得分指标在7.5以上，由此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荷兰、德国、奥地利、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葡萄牙、爱沙尼亚、韩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加拿大、日本、乌拉圭、美国、智利、捷克、西班牙、意大利。

第三，各大洲都有相当数量的宪法存在土地、自然资源和外资经济方面的规定：前者比例多为40%左右，亚洲达到60%以上，后者则多为10%左右，但美洲超过25%。（二）宪法解释：使政治性条款规范化 实际上，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非规范性，与其说主要体现为政策性，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

在某一特定期间，如果标准变得更为严格，那么企业遵守标准的成本将急剧增加，而它们不遵守标准的成本则基本保持不变。从规范层面来分析，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其实是包括企业周边居民在内的各方主体依赖于相互信任、合作以及共同的责任并在命运共同体观念支配下共同生产的结果。

这里的执法信息包括：企业消灭公共风险的情况、执法机构发现和查处企业内部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情况、企业建立执法机构并配备执法人员的情况、企业管理人员采纳或推翻执法机构合规建议的情况、执法机构向主管行政机关报告执法的情况、主管行政机关对违法的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约谈和处罚的情况等等。然而，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下，由于法律是由企业自己所制定并是由企业内部的具备专业知识的执法人员来实施，因而将获得企业内部工作人员更多的配合和理解，并让更多的违规行为受到制裁或者对潜在的违规人员产生更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抑制违规行为。[3]笔者所运用的金字塔式的法律实施形态借用了美国学者伊恩•艾尔斯和约翰•布雷斯韦特提出的金字塔式的规制策略，Ian Ayres,John Braithwaite,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5-41。四 公共风险监管法对混合式实施制度的建构 面对当前形形色色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面对诸多公共安全风险监管法律无法得到国家监管机关和各类企业有效实施的现状，混合式实施制度不失为化解诸多难题的科学方法。

第五类是监督和检查企业实施法律规范情况的职权。因为如果企业能从它的违法行为中获得利润，它为何不应当承担控制这些违法行为的成本？通过迫使企业将实施法律的成本内部化也促进了经济效率，因为如果这种成本没有被包括在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中，那么价格就不能完全反映生产这些产品的真实的社会成本，社会就会过度需求这些产品，[19]由此，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

二是监督企业及其内部执法机构实施经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的法律的情况。不仅如此，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企业实施法律的成本将主要由自身来承担，这体现了公平性和效率性。

四是体现的混合性程度有差异。二是完善执法机构与主管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确保执法机构既能得到主管行政机关依法支持，又能防止执法机构不作为。

如果一些企业经过计算发现选择不遵守严格标准的成本将低于遵守严格标准的成本，则会选择冒不遵守标准而宁愿接受惩罚的风险。比如，对于适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标准，可以是确保人体健康的标准。第四，从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分布状态而言，混合式实施制度以实现相对均衡和相互融合为目标。对于混合式实施制度而言，如何确保企业内部执法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实施法律是该项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

该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现行有效的实定法为它提供了规范依据。[2]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4日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混合式实施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人民法院则依据这些法律规范来做出相应的裁判。

三是从法律效果角度观察，混合式实施制度中的企业以自己名义为自己立法，自己实施经批准的法律，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行政参与中的私方主体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但无权作出行政行为，对行政行为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进入专题： 公共风险 公共风险监管法 。